關於死亡,我們懂得太少

by - 星期六, 12月 30, 2017

本文獲刊於中國時報副刊


發表於中國時報 
作者:盧敬文

在內科工作的日子,有時病人會出現無法掌握的病情惡化,讓我驚覺醫療就算進展再多,新技術、新藥就算療效多好,人就是可以昨天還好好的,今天就意識不清或病危出院。同時,頻繁入院、出院的日常,讓醫病雙方以為住院都一定有出院的一天,若沒有做好心理準備,有一天就沒料到再也出不了院。醫護人員應該都希望病人能出院,但病情需要時,也能熟練、敏感地事先詢問家屬:「要在院內宣告死亡?留一口氣回家?或是『形式上』留一口氣回家?」主治醫師每天平順的查房、治療,病人也都慢慢康復並出院,看似是住院的日常,不過這真的不是常態,而是運氣好的奇蹟。什麼叫藥石罔效,就是當你做什麼都不對,病人看起來越來越憔悴,然後生命徵象就開始往下掉了。高齡者有時久病纏身,醫病都較能接受大勢已去,倘若病人還年輕呢?


同樣是一公分的腫瘤,長在哪裡就有不同的預後,不同的人生,神就算再愛世人,也無法阻止病痛發生。病榻邊,兩個國中大小的孩子、流淚的妻子,每天守在癌症末期的病人旁,其實他們應該比醫護人員更能預期這天的到來吧?當病人因為病危自動離院時,我一直在想怎麼跟他們說再見,雖然我們不會「再見」(除非是回院開立死亡證明書)。不過我仍趁著他們收行李時,對家屬說「辛苦了,回去一路平安」,跟病人說「你辛苦了」,病人回說「謝謝你們的幫忙」,我說「沒有」,然後跟孩子說「要加油喔」。其實作為住院醫師,根本幫不上什麼忙。病人是科內討論過的末期個案,也許醫師們必須要想,從罹病到臨終的這些日子也算病人多賺到的人生吧?也許這樣才能繼續工作下去,但我卻無法很好地將客體的疾病跟人的主體分開。
某次,一位臨終的病人在病房,需要醫師宣告死亡,但這位老病人的主治醫師一時抽不開身,無法前來,便指示主責的專科護理師(簡稱專師)記錄病人於下午五點死亡,但那位專師仍麻煩我協助宣告病人死亡,「因為只有醫師才能宣(告死亡)」。但在此之前,我和那位病人素昧平生,我不知道他因什麼疾病住院,甚至連名字都不曉得。
和專師一起,突兀地走進三、四位家屬圍繞的病床邊,護理師已經準備好一張EKG monitor(心律監測器)印出來的記錄紙,上面呈現水平的一直線。我看了看,摸了病人的右手腕,確認沒有脈搏,忘了確認呼吸,就拿了筆燈確認病人的瞳孔反射;撐開病人的眼皮,那眼珠就像前人描述般,黃白混濁,完全不可能發現瞳孔收縮。隨後我冷靜看了床頭牌的病人姓名,轉過頭對家屬們說:「病人○○○,於2017年○月○日○點○○分於本院死亡」。和流著淚說謝謝的家屬點頭致意後,像做錯事的孩子一般,夾著尾巴逃走,我害怕家屬繼續再多說什麼,那些眼淚我承受不起,我只是臨危授命來插花的路人,但此種情景在醫院裡似乎也是見怪不怪。
這次經驗,讓我回想起在血液腫瘤科實習,已經忘記住院醫師為何請我去確認病人的什麼東西。當時那位病人已經被宣告死亡,且床邊沒有看護或家屬,我帶著害怕去看病人,印象中他/她已經沒有體溫,皮膚散發出黃疸的顏色和氣味,那時我到底把病人當作是人還是屍體,其實也記不太清。只記得那時體會到一件事,「啊,原來人死後是這樣子啊」。
夜間值班經常交班到已經簽署DNR(放棄急救同意書),或簽署「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」的病人,同時被告知隨時有「院宣」的可能(也就是不留一口氣回家)。但從醫學院到醫院,除了被提醒應如何填寫死亡診斷書外,從來沒有人指導過或和我討論如何在病床邊宣告病人死亡。社會學家Norbert Elias在《臨終者的孤寂》中說:「今日只有病院裡制度化的例行公事,才為臨終處境提供了一個社會性的形態。可是這些例行公事乃是不帶感情的,而且還是臨終者之所以孤寂的重要原因。」延長生命是西方現代醫學知識體系的核心,死亡則是被壓抑、被推遲的,所以我們平常不討論死亡,不討論瀕死的過程,只剩專業不帶感情的死亡宣告。
記憶同樣深刻的,是一位於病房接受安寧共同照護的末期病人,抱怨天旋地轉的症狀,我在床邊問說「那我們開止暈的藥給你好嗎?」那時病人已有發聲困難,說不清楚,於是我和看護提議讓病人用寫的看看,結果病人寫道「頭暈,但一下子就消了」,搖頭表示不用開藥。我才意識到病人雖然是末期,雖然可能因各種因素難以口語表達,但只要病人聽力正常,不代表我們就不用跟他溝通。而過去的我就常忽略衰弱但意識清醒的病人,下意識地優先和床邊容易對話的家屬溝通。之後,經過一個週末,回到醫院發現這病人已陷入昏迷,由於癌細胞轉移,病人醒來的機會渺茫,上週的紙筆溝通就是最後一次了。
有時候,醫師不是在學習醫學,而是學習死亡。大概要先見識到醫療的極限在哪,看過病人在醫院最終的慘況,再來談安寧照護、公共衛生,比較不會讓人覺得空泛。因為自己才會了解就算住院治療也不一定比較「好」,而是要討論不同脈絡下,對病人「好」的作法為何。作為臨床新手,寫下這些是為了未來的自己,因為我們總是不敢面對過去。當有天變得對死亡「漠然」時,至少會被過去的自己提醒「你跟以前不一樣了」,不論那個變化是好是壞。臨床工作常逼得醫師學習淡漠,冷靜評估眼前病人,區別主觀病痛與客觀的疾病本身,略過病人的主觀經驗,以撐過充滿壓力的時刻。醫師學習死亡,但不該是學習漠然,也許關於死亡、關於病痛經驗,我們還有更多需要學習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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